士商义行

今之徽州区为昔日歙之西乡与西北乡大部，背山面水，既富林茶之源，又得运输之利。早在宋元以前木商、茶商已很活跃，此后，盐商、布商、典当业等迅速发展。至明朝嘉隆间（1522~1572）已是巨室，商贾遍于国中。许承尧《歙事闲谭》载：“吾祖于正统（1436~1449）时，已出居庸关运茶贾”。汪道昆（1526~1593）生活于明代嘉靖至万历间，其文集有“吾乡贾者首鱼盐，次布帛”的记述。清代学者俞樾（1821~1907），浙江德清人)在其《樾左台仙馆笔记》中也有：唐模巨贾许翁“家故巨富，启质物（典铺）之肆四十余所，江浙间多有之”的记载。可见西乡一隅商事之盛，商贾之富。也可以想见，明清时“以商养儒”或“以儒经商”或“亦商亦儒”现象十分普遍。正缘于此，儒家以“仁”、“义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既见于士大夫，也见于商贾。如溪南商人吴炳，“平生仁心为质，视人之急如已，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，事成而人不知其德。”他谆谆告诫儿子，“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亲好人”，又说“人生学与年俱进，我觉‘厚’之一字一生学不尽，也做不尽也。”他把仁爱之心、宽厚之德作为经商成功的奥妙所在，终成上贾。县志称其为“以仁心经商的典范”。竦塘黄应宣一生奉行“经商只取什一之利”的原则，被视为徽商楷模。又如上长林人胡简堂，一生乐善好施。子学诏、学诚秉父志，资助族人婚娶20余家；亲族贫苦儿童皆供上学，并提供立业之本。咸丰六年（1855）清军与太平军战于休宁，休宁难民300多人逃来长林，胡氏兄弟日赈粥饭。明代阮弼，弟早夭，二侄俱幼，弼抚之如已子。嘉靖中，倭寇犯芜湖，地方长官遇害，弼经商于芜湖，首倡义勇御寇并亲自出战。在诸多“义行”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，后人至今受惠的岩寺通济桥、洪福桥、孙公桥和佘翁桥（因水毁已重建），都是数百年前地方上士商捐资建造，连水口文峰塔也是由几位富商巨室合资建造而成。抚今追昔，细读《志草》中佘华瑞、郑佐等前贤有关建桥造塔的艺文，不禁令人对这些绅士名流的仁心义行肃然起敬。

综上所述，徽州区物华天宝，人文荟萃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徽州文化积淀深厚，“甲于乡邦”、“稍为较盛”。徽州区有“状元第一镇”的岩寺镇；有“进士第一村”的西溪南村；有开徽歙教育先河的领军人物许承尧及其他名师文士、巨室商贾；有徽歙著名藏书刻书集中地西溪南；有在中国戏曲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剧作家、评论家汪道昆、潘之恒、方成培、洪琛；有在中国书画史上享有声誉的“扬州八怪”中的汪士慎、罗聘；有享誉一方的新安名医潜口杨氏儿科、蜀口曹氏外科、呈坎罗氏妇科、忠堂方氏内科；有明清制墨八大名家中的罗、程、方、曹、汪五大名家，今日之徽州区当称“徽墨之乡”。徽州区灿烂纷呈的人文历史、神奇绝妙的自然景观（另文）、独树一帜的徽州文化，是一部厚重的史书，是徽州区的品牌和名片，不仅向人们展示着徽文化的丰厚积淀，诉说着徽文化悲喜沧桑的故事，更期待着更多的关注和发展。

一个民族，一个地区，文化是灵魂。文化的影响力、凝聚力正在并继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徽州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，需要我们对徽州文化作进一步的思考、挖掘、整理和研究，需要我们去宣传、张扬、传播和延续，从而确立徽州区的文化品牌，恰如其分地进行文化定位，最终提高知名度，扩大影响力，提升凝聚力，为徽州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。

注：

①唐仲实，县志谓其槐塘人。《岩镇志草》谓其“丘墓在焉。”并有其子唐子仪、唐子章传记，云唐子仪“与祖元、父仲实，俱以文学擅名，时号为小三苏。”

②吴绮（1619~1694），字园次，号听翁、丰南，西溪南人，居江都，清初文学家，曾任湖州知府，时人称其“三风”(风力、风节、风雅)太守。善诗词，又有“红豆词人”之称。

③汪“弓殳”庐（1837~1906）即汪宗沂，西溪人，曾主讲紫阳书院，许承尧先生亦出其门下。

④张、许二将军，指唐世宗臣张巡、许远，“守睢阳以抗安史之兵，誓死犹为厉以击贼。”《岩镇志草》亦载有“双烈庙”。据说“上九”即源于对两忠臣的纪念活动。

⑤据传，东晋诗人陶潜(渊明)曾避世隐居于潜口，潜口村得名也与此有关。

⑥紫霞山在潜口村头，明清时有真武祠等。

⑦吕内史指吕午，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进士及弟，岩镇人。半节街在富山村。

⑧程朱阙里，一般指程颢、程颐和朱熹祖居地篁墩。但明代万历年间，岩镇北湖田建有程朱阙里。湖田亦曾建有程朱阙里祠。见窦容恂《程朱阙里志序》、汪恩多《篁墩程朱阙里祠题疏》。《岩镇志草》也有如下记载：“方湖石之北麓有孝思庵，万历间里人程大约建，将以祀其先也。邑令刘，与之不协，竟为拆毁，以其砖瓦木石移建程朱阙里，其砖皆署‘孝思’二字。”